无处不幽默

2017-11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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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“这是一个纪录片,为什么要找我呢?”2013年,托尼·杜邀请陆川参与一个中国野生动物的拍摄计划时,陆川很不解。托尼·杜是迪士尼制片厂的执行副总裁,他向陆川解释,这并不是纪录片。在美国,这叫自然电影,是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间的类型——剧本是编的,但在野外真实拍摄,后期从海量素材中剪辑出成形的故事。一部自然电影的标准制作周期是三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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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定要幽默!”

      电影观众差一点就看不到雪豹达娃的故事了。摩尔拍摄的雪豹达娃素材里,有很多动物死亡的镜头,甚至有雪豹死亡的全过程。迪士尼不允许电影里出现这样残酷的画面。

      迪士尼的定位很明确,就是做合家欢电影。“我们要拍摄的是全家人都能看的影片,对于残酷性,我们心里有分级。讲真实故事是必要的,要让孩子们体会到动物生存的不易,但要展示血腥的场景,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是很糟糕的。”制片人康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      陆川争取之下,达娃的素材捡了回来。达娃和牦牛最后决斗时那些血肉横飞的画面,做了诗意化处理,变成含蓄的、留白的。“即使是那样,后期的时候还要把它嘴上的血擦掉,把每根毛上的血都擦干净,所以你现在看到雪豹的嘴是白白的。”陆川说。

      影片也没有涉及野生动物被大量捕杀、栖息地被破坏、生存空间遭到挤压等环保议题。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的基调是温情的,这也是迪士尼的要求——要展示自然之美、动物之美,这不是一部环保电影。

      起初,陆川对这些要求有些吃惊和不解,“其实迪士尼的规则真的很多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《可可西里》是和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的,当时哥伦比亚的一些要求他没听,比如对方希望有个快乐的结局,但他还是坚持要一个悲情的。这一次他换了心态,试着按迪士尼的规则来办。(是阅历让他懂得还是…哈哈哈)

      迪士尼也强调幽默感。后期制作的一年时间里,剪了十个版本,迪士尼影业总裁艾伦·伯格曼作为项目的幕后大佬,参与了十次审片。最初的版本像《可可西里》,非常严肃。伯格曼每次都对陆川反复说一句话:“幽默,幽默,一定要幽默!”陆川不解,“我要做一个很严肃的电影,震撼心灵的,为什么要幽默?哪里有幽默?”

      康利解释,幽默是迪士尼信奉的一条准则。“我们不喜欢没有幽默感的电影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,仍然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      陆川重新审视这些素材,发现确实有很多幽默,但在剪辑的时候,所有幽默全让他干掉了。“野生动物虽然生存的环境很严酷,但是生活下去肯定不是痛苦的,肯定也是一种快乐,生命内衍生的那种快乐。这一课是迪士尼教给我的。”他说。

      他把幽默的素材重新组织起来。比如历经长时间的迁徙,母藏羚羊回到原来的栖息地,已经不认得自己的丈夫了。公藏羚羊也记不清谁是自己的媳妇,就随便找一头母羊示好。母羊起初不肯接受,但禁不住一番猛烈攻势,就放下了迟疑同它相好。“把它捡回来的时候,我发现我自己都快乐了很多。想去找到爱和喜感,这种心态打开,确实马上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”陆川说。


 

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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